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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宏观郭磊:中期视角下的七个政策方向 创意投资

来源:股票资讯 作者:佚名 浏览量:146

报告摘要

本文将从中期角度简要展望未来的七个政策方向。

一、“碳中和”与新一轮供应方。

第二,“资源安全”与产业链定价中的话语权。

第三,“城市群”与内需的进一步开放。

第四,“科技强国”和工程师奖金的进一步激活。

第五,“农村振兴”与农村改革新阶段。

第六,“粮食安全”与生物育种产业化。

第七,“生育政策包容性”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主体

作为“十四五”的第一年,2021年“两会”期间的重点议题包括“十四五”纲要草案,对政策方向的关注和讨论再次升温。本文将从中期角度简要展望未来的七个政策方向。

一、“碳中和”与新一轮供应方。

碳峰化和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是指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的程度和阶段有关。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9%。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加大国家自主贡献,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力争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在这一目标下,“碳峰化”和“碳中和”也是“十四五”计划纲要的重点内容之一。计划第35部分指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峰值行动计划”。

2020年底,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八项重点任务是做好碳调峰和碳中和工作。会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登顶”,“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促进煤炭消费尽快登顶”,“继续与污染作斗争,实现减污减碳的协同效应”。

关注2021年“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和“停产工作计划”。从碳排放涉及的行业来看(2017年数据),发电是主要行业之一,约占排放量的44%;其次是黑色金属冶炼(钢铁等。)18%,非金属部门(水泥等。) 13%.

钢铁作为主要排放者,无疑将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领域。2020年底,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围绕碳峰化和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项目,坚决降低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月8日,工信部网站“继续奋斗奋进,开启钢铁行业优质发展新征程”指出,2021年将制定《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优质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加大行业超低排放转型力度,“研究制定停产工作方案, 实施产能和产量双控政策,确保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在之前的报告《从粗钢产量看2021年“需求扩张+供给萎缩”的特征》中,我们指出,粗钢产量负增长的年份在历史上比较少见,从1990年开始基本只有2015年。它表现出了提出“确保产量同比下降”的想法的巨大决心。这一轮“去生产”政策值得关注。

碳峰化和碳中和实际上对应的是新一轮的供给侧,在某些领域会出现“需求扩张”和“供给收缩”并存的现象。实现碳峰化和碳中和,一是优化传统能源利用,控制高污染行业污染排放,二是促进环保和新能源发展。后者对应的是能源结构的变化,而前者实际上对应的是新一轮的“供给侧”。

以粗钢为例,随着压缩产出计划的实施,在名义增长良好、表观消费量上升的时期,可能会出现“需求扩张”和“供应收缩”并存的现象。这一特点类似于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

second,“资源安全”与产业链定价中的话语权。

四个领域的经济安全和“确保能源和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第14个五年计划草案(第50部分)指出,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和重大科技等重点领域应当是安全可控的。“战略资源”是保证安全可控的四大领域之一。在具体阐述部分,规划指出“确保能源和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

本文以三轮铁矿石涨价周期为例,考察了上游价格对中游利润的挤压及其对产业链上制造业的传导。自2005年以来,铁矿石经历了几个典型的价格上涨周期,第一轮是2006年年中至2008年年中;第二轮是2009年年中到2011年初;第三轮,从2016年开始,中间经历了价格调整(2017年和2019年),但整体价格一直在向上波动。

从铁矿石价格和钢铁行业毛利率的经验趋势来看,不难发现,每一轮铁矿石涨价之初,钢铁行业的毛利率都会随着上游价格一起上涨;但当上游价格上升到一定阶段,终端产品的价格弹性(受需求规律约束)跟不上资源的价格弹性,毛利会受到挤压。例如,2006年第三季度和2010年年中之后。

在2016年以来的这个周期中,由于“去产能”优化了供应结构,钢铁行业的毛利率保持了良好的格局。但从2018年开始逐渐进入下行周期。2020年铁矿石价格将继续上涨,进一步打压钢铁行业的毛利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曲指出,2020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上涨了60%,但钢价涨幅不到10%,钢铁企业的利润率不断被压缩。

关键问题是钢铁行业的成本和利润不仅涉及到钢铁行业,还会广泛传导到下游的建筑、机械、汽车、家电等领域。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道,目前钢材价格上涨导致的工程机械成本与售价的矛盾已经出现。“钢的综合成本已经达到4500元/吨,只有钢会多花几千万。”

长期以来,政策一直关注资源安全和产业链的“定价话语权”。在2009年8月1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在国际铁矿石贸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2020年12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钢铁行业优质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推进铁矿石联合采购,增强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研究建立更加公开、公平、透明的铁矿石定价体系。”

稀土是产业链定价中关键资源安全和话语权的又一典型案例。2021年3月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青指出,“我们没有以‘稀土’价格出售稀土,而是以‘原生’价格出售,这是恶性竞争,浪费了这一宝贵资源”。

再次,“城市群”与内需的进一步开放。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思路逐渐清晰。随着城市化发展到现阶段,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理念逐渐浮出水面。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具有经济发展优势的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应得到增强”。

“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指出,“加快城市群与都市轨道交通联网”,“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主导作用,建设现代都市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城市群”建设可以成为大幅度扩大内需、发挥要素优势的战略支点。为了进一步开放内需,城市群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城市群的发展可以构建新的劳动力要素循环,降低城市化成本。对于劳动力因素来说,近年来流动性逐渐下降的特征非常明显,包括总量的向下增长和“本地就业”比例的增加。这些特点之一可能是由于传统东部省市的劳动吸收能力下降;二是源于随着农民工平均年龄的提高,“返乡就业”的自然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城市群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多极化,相当于构建了新的劳动力流动周期,将大大降低城市化成本。

(2)城市群的发展将有助于促进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城市群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防御性储蓄”的下降,释放内需潜力,扩大消费。

(3)发展城市群可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资金、人才、信息、物流等要素优势,增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优化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比如一些一线城市的制造业可以向邻近的卫星城下沉,有助于降低制造成本。

(4)发展城市群也可以创造一些明确的新需求,如城际轨道交通。从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来看,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也可以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一定的支撑和带动。

南京都市圈被批准为第一个跨省都市圈规划,标志着城市群发展进程加快。2月初,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获批,这是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首个跨省都市圈规划,标志着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进程的加快。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乌鲁木齐都市圈、Xi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广深都市圈、福州都市圈也相继启动,成为下一步的重点。

从交通网络的政策规划来看,未来大都市地区需要实现一小时通勤,城市群需要实现两小时通达。2021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实施纲要》。《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交通网络要支持“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即大都市地区一小时通勤,两小时通达城市群,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需要支持“全球123快递货流圈”(国内1天发货,周边国家2天发货,全球主要城市3天发货)。

第四,“科技强国”和工程师奖金的进一步激活。

“十四五”计划草案明确提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计划”,这将是政策红利的总体纲要。“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指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新体制,牢牢抓住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率”。“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R&D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科学规划和科学项目,促进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企业端基本R&D减税是“十四五”期间值得期待的另一点。“十四五”规划草案明确指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资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对企业方面的基本R&D减税将有助于企业增加中长期R&D投资,也有助于R&D市场定价资本化。

中国R&D约占GDP的2.2%,在美国仍超过2.8%,在日德仍超过3%。科技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2.17万亿元,占GDP的2.19%。这一数字在2018年持平,但明显高于2009年的1.68%。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R&D占美、德、日GDP的比重分别为2.84%、3.09%和3.26%。相比之下,中国R&D的国内生产总值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促进R&D比率的提高,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将有助于进一步激活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本质优势。2017年11月,“工程师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红利”,我们指出,中国经济在2011年前后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下降是事实。然而,另一条容易被忽视的线索是,在人口下降的同时,人口教育质量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一系列数据显示,随着“工程师奖金”的发放和技术追赶的加速,中国已经进入寒武纪时代。人口红利在过去二十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工程师红利”将在未来十年深刻影响中国。

未来十年全球制造业的阿尔法是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2018年3月,“未来10年全球经济的α是“U2”,我们指出对于全球制造业来说,中国经济将是转型升级的中心,关键驱动力是“工程师红利”;东南亚经济将是另一个转型升级中心,关键驱动力是“低成本替代”。

第五,“农村振兴”与农村改革新阶段。

农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农村振兴战略,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实施农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农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实施农村振兴战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关系,促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实现巩固和扩大扶贫成果与农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国家农村振兴局的挂牌表明,中国将在与贫困的艰苦斗争后全面推进农村振兴。作为有效衔接的标志之一,2月25日,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农村促进局正式挂牌。新华社报道称,制度变迁背后是中国“三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战胜贫困后,农村振兴将全面推进。

农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望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传统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并存的情况,他称之为“二元经济结构”。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特点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曾经很明显。

在过去的十年里,城乡经济的二元特征得到了三次系统的修正和完善。一是在刘易斯拐点,2011年左右中国经济经过人口周期,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带来外出打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二是2016年前后,三四线房地产市场初步发展,带来了县域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半径的变化,消费渠道的下沉,农村青年人口和就业机会的“向上转折”;第三,“十三五”期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解禁,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挂牌。

“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农村振兴战略,有望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

农村振兴的几大亮点:公共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整个农业产业链、土地政策、消费下沉等。未来农村振兴的第一个亮点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包括道路、电网、燃气、网络、自来水、医院、学校等。;二是环保措施,包括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第三是农业和农产品的整个产业链;第四,土地政策的突破,包括探索农村建设用地政策;第五,消费向农村市场下沉,包括品牌消费品、小家电、低价新能源汽车等。

第六,“粮食安全”与生物育种产业化。

“十四五”计划纲要强调在国家经济安全环节中“确保粮食安全”。

2021年1号文件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肩负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落实同等的粮食安全责任”,这表明他们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这是近年来关于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声明之一。2月22日,中央农业办公室主任、农业和农村事务部部长唐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但粮食供需一直处于紧张平衡,未来需求将刚性增长。此外,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增加,粮食安全问题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按照政策解释,粮食安全是“把粮食储存在地里”,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第二,“科技储粮”,即依靠农业科技,要单位面积产量,科技效益,这是增加粮食产量的“根本出路”。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央农业办公室主任、农业和农村事务部部长唐指出,确保粮食安全,关键是做好“两个皮”,即“把粮食储存在土地和技术中”。采取“长牙”硬措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下一步,增加粮食产量的根本途径是获得单位面积产量和科技效益,坚持农业科技自力更生,下决心翻种子产业,用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强粮食安全支持。

所以不难理解,一号文件强调的是“把种子产业翻过来”,一直被称为农业的筹码。一号文件指出,种业要翻身。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快农业种质资源和畜禽种质资源的第三次调查收集,加强国家农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数据库建设。对基础育种研究和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开展农作物和牲畜改良品种联合研究。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升级工程。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南繁硅谷建设,加强种子生产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后的补贴政策,促进育种、繁殖、推广一体化发展。

2月18日,农业和农村事务部发布《关于鼓励农业转基因生物原始创新,规范生物材料转让和转移的通知》。通知指出,要鼓励原创,支持高水平研究。支持新基因、新性状、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发活动。新开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相对于已批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同类生物,应具有突破性、创新性和进步性。它不支持低级和同质的R&D活动。

农业和农村事务部副部长张桃林22日指出,农业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育种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泛的现代生物技术。对于农业转基因的产业化应用,我们本着尊重科学、严格监管、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安全的原则,继续有序推进,使转基因等现代农业生物育种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第七,“生育政策包容性”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和很多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少生多老的现象。从出生率来看,2017年后我国出生率下降到12‰以下,2018-2019年分别为10.9‰和10.5‰。新生儿数量2017年为1723万,2018-2019年分别仅为1523万和1465万。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户籍数据,2020年疫情影响重叠的概率较高,概率较低。另一方面,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以上。

2017年后出生率的下降反映了从1987年到1990年出生人数的下降;2000年后,进一步下台的影响尚未显现,“十四五”时期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窗口时期。在上一份报告《人口趋势和流行病影响》中,我们指出,2017年后出生率下降加快,反映了1987年至1990年出生人数的滞后效应(从1987年的2550万人增加到1990-1999年的2075万人);那么2000年以后,出生人数(2000年至2017年平均每年1647万)进一步下降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如果考虑平均生育年龄,2030年后影响会下降。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窗口。

“十四五”计划草案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十四五”计划草案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制定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全民保健服务体系,降低生育、育儿和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和养老产业协调发展,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养老和互助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新型养老模式,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体系。

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推迟退休年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出,正在研究推迟退休的具体改革计划。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就业和社会保障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出,正在与相关部门研究具体改革方案。要借鉴国际惯例和经验,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传统和历史演变,以获得最大的共同点,确保计划科学可行、顺利实施。

第二个主要方向是“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努力稳定总生育率。虽然具体生育政策如何改变尚不明确,“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决定了政策改革的大方向,即逐步放开生育限制。

“十四五”期间,人口政策的变化和变化方向已经确定。唯一不确定的是政策的具体方案,会带来广泛的影响。从政策声明来看,政策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人口政策在“十四五”期间肯定会发生变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也勾画了人口政策生育政策的关键变革方向。目前不清楚的是后续的具体政策方案。人口政策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政策,它的出台会带来广泛的影响。

核心假设风险:外部需求变化超出预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超出了预期。

(作者是GF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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