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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振兴的三大关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银行利息计算方法

来源:股票入门 作者:佚名 浏览量:145

2月25日,国家农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其前身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从组织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重点已经从扶贫转向农村振兴。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信号表明,从今年开始将大力推进农村振兴。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扶贫攻坚胜利后,要全面推进农村振兴,这是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也把重点放在了农村振兴上。细心的读者甚至可以发现,今年央视春晚多次提到农村振兴,显然是有很多政策信号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中国率先控制疫情,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亮点也为中国全面脱贫提供了保障。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将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202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脱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扶贫工作如期完成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成为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很多方面,以下两点更为突出: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按常住地计算,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43884元,中位数为40378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17131元,中位数为15204元。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为2.56,中位数比例为2.66。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第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同决定了这两个群体的消费能力不同。此时,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来缩小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差距。这就是为什么该政策始终强调需要稳步改善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然而,现实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引导而缩小,相反,还在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从2003年到2018年,城市每万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从农村的2.13倍增加到2.37倍。教育也是如此。在2013年达到98.4%的高点后,农村小学与全国小学的人均教育经费比例开始持续下降,这说明农村和城市对小学教育的财政投入出现了分化,对农村的支持弱于城市。

2019年中国总人口14亿,按常住地计算,农村人口5.5亿。按户籍所在地划分,农村人口7.8亿。无论哪个口径,农村人口都是巨大的。因此,做好农村振兴工作,既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渴望的必然要求,也是释放内需的重点。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意味着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地方很多。

作者认为,一切促进农村振兴的工作都应该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城乡发展差距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是经济规律的结果。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好,就业机会多,人口就会向城市迁移。城市的产业链上下游互补性更强,更容易发挥规模优势,资金会集中在城市。劳动力和资本作为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在聚集到城市后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和资本流向城市。

国际经验也表明,“集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往往人口集聚效应更强。比如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分别占国内人口的46%、65%和50%,居世界第一。美国GDP的50%是由少数人口和工业集聚区创造的,占日本国土面积不到3.5%的东京都市圈贡献了日本GDP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生产要素趋于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农村振兴工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在推进农村振兴时会尊重资源集聚的客观事实。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2013年以后,中国的区域政策更加注重客观规律,这种精神有望在推动农村振兴的时候延续下去。2013年之前,中国奉行旧的区域发展战略,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然而,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相反,也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十八大后,中国逐步调整区域政策。我们不应过度使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四大区域的均衡发展,而应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配置效率。首先,煽动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然后通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调,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各大城市群可以共同发展。

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两个具体表现。如果能够调整区域政策以更好地匹配资源和因素的流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促进农村振兴以缩小城乡差距时,这一经济法将得到尊重。

第二,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财政政策可能不是农村振兴的政策重点。当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干预经济,特别是违反经济规律时,通常喜欢通过财政政策扭曲资源配置。例如,2013年前的区域政策核心是通过基于转移支付的金融安排,以及有利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只提了一次“财政”二字,即“发挥财政投入的主导作用,支持市场化设立农村振兴基金”。在具体部署上,涉及的财务政策很少。由于财政政策可能不是农村振兴的关键手段,因此可以判断,在促进农村振兴时,在总体方向上不太可能违反市场化规律。

那么,推进农村振兴,需要重点关注,或者优先考虑哪些任务呢?作者认为有三点:

一是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全面脱贫后,重点应该是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次性资金或资源的支持。产业只有在农村起步,才能实现振兴。因此,发展特色产业成为农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有更多发展特色产业的空间。各级政府可以以此为依据,结合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

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朗朗上口的口号“想富先修路”,凸显了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受益于“村村通”工程,目前农村地区基本覆盖了硬化道路,但仍有许多基础设施有待改善,如自来水、通信和能源。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11次提到“基础设施”,可以预期后续会看到一系列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

第三,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除了通过特色产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外,提高他们能够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于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是普通家庭的大额支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不仅会减少农村居民在相关方面的支出,还会减少他们对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这两个渠道将提高农村居民目前的消费能力。2020年,中央多次提到要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可以适当向农村倾斜。

综上所述,目前,扶贫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农村振兴将成为下一阶段三农工作的重点,这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必然要求。然而,要促进农村振兴,就必须尊重劳动力和资本在城市聚集的经济法。今后推进农村振兴,应优先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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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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